西餐桌餐上也会有酒

2019-05-28 02:56

  莫言获诺奖后,有人问他是否会移居国外,他说不会,原因之一是“这里的食物特别适合我”。

  王蒙在纽约回答中国人的爱国精神问题时说,第一我们有唐诗宋词,有汉字文化,这是中国心;第二我们有中式餐饮,这是中国腹。心腹都中国化了,还能不爱国吗?

  季羡林甚至从哲学的高度来夸过中餐:掌勺的大师傅这个碗里舀一点,那个碟里舀一点,然后用铲子在锅里翻炒,运斤成风,最后在一团瞬间的火焰中完成一盘佳肴。多炒一铲则太老,少炒一铲则太嫩,运用之妙,存乎一心,谁也说不出一个道道来。这是东方的综合思维模式在起作用,用西方的“科学”头脑来看,也许有点模糊,然而,妙就妙在模糊。最新的科学也告诉我们,模糊无所不在。

  他们说得没错,一个人的胃口一旦养成,是很难改变的。其实,如果光从口味来说,笼统地说中餐和西餐似乎还不够,中餐的粤菜与川菜风格迥异,西餐的法餐和意餐也有很大不同。我身为湖南人,来京近30年,仍然改不了爱吃辣椒的习惯。乡友聚会,也喜欢找湘菜馆。当然,在今天这样一个人财物大流动的社会,各种菜系甚至中餐与西餐之间,也在实现某些融合,如现在一些中餐宴会中也会上牛排、鹅肝,这二者就来自西餐。

  也许中餐和西餐的最大区别还在用餐的形式上。西餐一般采取自助的形式,而中餐一般采取桌餐的形式。自助相比桌餐,有它的好处,如不致造成大的浪费,可以自由交谈,去离比较随意。我曾应邀到德国、法国和美国驻北京的大使馆参加过几次他们的国庆招待会,带上家人,持邀请函,晚到、早退都没关系,反正是大草坪上吃自助,毫无压力。有一次,我在法国使馆的草坪上排队取自助餐时,排在我前面的是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王光亚先生,我略带惊讶地跟他打招呼:您也来了呀。他说,是啊,反正是周末。另有一次,在德国大使馆的草坪上,我有幸与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徐匡迪先生相逢,我俩聊的时间还不短。当晚我提前离开,却在大使馆的门口遇到美国大使骆家辉及其家人,他们刚刚进来,还友善地向我问好。

  试想,如果是很正式的桌餐,被邀请者能晚到早退吗?能轻松地带家人前往吗?能不分级别地随便找自己的位置吗?所以我在想,自助餐有利于塑造自由、平等的文化,而桌餐则更强调集体和行动一致。

  西餐也有桌餐的时候。不过它在正式开始之前,往往有个开胃酒水阶段,大多站着喝,大家相互介绍,自由交谈,其间会有侍者端着盘子不时走过,上有酒水和点心任你自取。待入席后,实行的是分餐制,每人一个盘子,绝不像传统中餐,一盘菜、一锅汤,大家筷子一伸进去,你来我往。有研究表明:中国人之所以高比例地患溃疡病,与这种“共食制”的饮食方式有很大关系。2003年“非典”期间,国人也曾短暂实行过一段公筷公勺制,但“非典”一走,大家又恢复了往常的做法。

  西餐的桌餐一般也就三道菜:先是水果沙拉之类的冷盘,再是鱼或牛排之类的主食,最后是甜点和咖啡。此外,桌上还有面包供大家选用。冷盘、主食选哪种,最后要不要甜点和咖啡,都会有侍者征求每个人的意见。最近看报道说,前外交部长李肇星披露,有一次在钓鱼台国宾馆宴请来访的法国总统希拉克及其夫人,希拉克夫人很快就说饱了,她很为难,觉得不吃剩下的菜,显得对主人不尊重;吃的话,自己又难受。以至于这顿饭最后吃完时,她如释重负地说:“感谢上帝!”李肇星回忆,当时中国的国宴剩菜多这不是第一次,只是法国总统夫人比较坦率,说了出来,于是自此之后将国宴改为三菜一汤。

  西餐桌餐上也会有酒,但气氛一般不如中餐餐桌上那样热闹。西餐不会像中餐那样劝酒,也不会在就餐期间到别的桌去轮番敬酒,最多与邻座举杯致意一下,也是点到为止,呡一呡就可以。但中餐就不一样,劝酒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示好,干杯更是一种友谊的象征。德国马普所的所长阿尔布莱希特教授当年初来中国,被中国同行灌得送医院抢救。后来我访问马普所,他谈起此事仍然耿耿于怀,说那么多人轮流来跟他一个人喝,对他不公平。我跟他解释,那是好客,谁叫你那么实在,跟每个人喝都喝完呢?话一出口,想起自己常常在别人劝酒时耍点小动作,又似乎感到这里面也有中国人的计谋学了。

  客观地说,中餐与西餐各有千秋,如何互相取长补短,是全球化时代大家都要面对的问题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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